新政權下的中國社會及教會新思維 /邢福增教授主講、楊偉儀筆錄
環顧現今的環境，發現關心中國福音事工的人，以50、60歲者為多，我們如何將對中國的關心，帶給年輕的一代呢？這確實是一大挑戰。
早年遠東廣播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，佔有很重要的角色──在文革時期，當所有公開教會全面停頓時，福音廣播便成為造就信徒的重要途徑。聽眾的來信，反映了當時的背景與文化；這些信件，對整個時代與歷史也佔有重要的意義，極具研究價值。感激遠東廣播將這些信件交由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整理與研究。
新舊政權交替
中國十八大之後，「習李」體制是中央第五代領導人，大家難免對新領導有很大的期待。回顧改革開放以來，新與舊糾纏不清，中央領導明白管治方式不可像文革時期的極左路線，但也不能採用西方民主自由體制，擔心三權分立會改變整個政治面貌；過去30多年，中國就在這兩者之間擺盪。
中國現況比往昔相對開明，但仍擺脫不了「黨國」體制。1982年的「四個堅持」當中，唯一仍在堅持的，是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」，其它已不再堅持了。近30多年對外資訊開放，令中國有巨大的轉變。隨著經濟起飛，中國人強大起來，憑著雄厚的經濟實力，進而影響世界。在非意識形態化的背景下，中共希望能以民族主義來凝聚國民，使人看見中國的偉大，並且以經濟增長作為社會穩定發展的壓倒性國策。
「黨的領導」需要維持，但經濟改革帶來的社會問題一直存在，當中突顯「維權」及「維穩」的問題。近年維權問題漸趨高漲，政府一方面強調中國應有自己的特色和思維；另一方面，農民在城市化的收地政策下，會跟既得利益者產生矛盾。當人民要求秉公行義時，對立困境的出現，對中國是很大的挑戰。
意識形態問題
改革，意味放下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包袱，但這並不代表中央不重視意識形態工作，這更是習李新體制的主要關切部分。2013年4月，中央辦公廳下發文件〈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〉，列出七種「錯誤」思潮，包括：宣傳西方憲政民主（企圖否定當代領導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）、宣揚普世價值（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）、宣揚公民社會（企圖以民間組織的力量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）、宣揚新自由主義（企圖改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，使之進一步開放）、宣揚西方新聞觀（以新聞自由挑戰中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）、宣揚歷史虛無主義（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）、質疑改革開放（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）。
「他們西化、分化中國最主要的一手，就是搞意識形態滲透，搞亂人們的思想，瓦解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……。一個國家、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，政治動蕩、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，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，思想防線被攻破了，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。」（《求是》2013年10月）
中國官方認為「思想的瓦解」是會擾亂社會的，因此對於意識形態特別的在意。值得留意的是，最近有一種批判宗教研究的聲音，又在中國出現。習五一、杜繼文、朱維群、徐麟等人發表批判基督教的文章，他們認為：研究基督教是一項傳教活動，而非學術研究。習五一（中國社會科學院無神論研究中心主任）指出，研究基督教的人「極力推崇基督教文化」，將其詮釋為「道德的泉源」、「民主的根基」，甚至是「科學的前題」，這種「基督教優秀論」，是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於宗教信仰，詆毀中國傳統文化，貶低社會主義價值觀。
杜繼文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任所長）則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，認為「不存在宗教信仰不自由的現實，因而也就沒有呼喊宗教信仰自由的必須。」他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，不可以逾越三條界限，包括不能損害百姓的身家性命，不能危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，不能威脅國家安全。
徐麟（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）則批評劉澎的宗教立法主張，認為是對國家宗教政策的質疑與挑釁，甚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，目的是在中國以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掌權。
朱維群（中央統戰部前任副部長）認為基督徒知識分子的目的，是要獲得政治權力，確定家庭教會擁有基督教的統治地位和政治領域，是宗教滲透與有目的的政治滲透。其滲透表現有三：第一，利用外國宗教團體在中國境內非法傳教，物色可用之人出境深造，然後派遣回中國傳福音；第二，利用外國非政府組織以慈善、教育等名義深入中國內地傳教；第三，拉攏中國基層幹部進行「鬆土工程」，在政治和宗教界人士中，培植親西方勢力的「金字塔工程」，切斷黨、政府與愛國基督教團體和信眾之間的聯繫，是「斷橋工程」。習五一甚至認為：境外勢力推動基督教在中國傳播，實質上是一種文化殖民的意識形態滲透，其理念及其核心價值侵蝕國民的愛國意識和民族精神，直接攻擊國家的宗教、人權和社會主義制度。
民間團體興起
改革開放30多年，中國經濟取得傲人成就，但在盛世背後，仍掩飾不了各種深層次矛盾。社會急劇轉型，各種民間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。據統計，現時合法登記的民間組織約44.6萬，未登記的實際高達300多萬。
中國政府明白社會存在各種問題，而境外非政府組織、已登記或未登記的民間組織，正好回應這些社會需要。政府一方面愈益重視宗教的正面作用，另一方面仍未放下對它的防禦，相信宗教跟維權、憲政、人權、和平演變及革命有著糾纏不清的關係，對黨的領導構成潛在威脅。
事實上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對宗教的矛盾──他們希望這些民間團體，只參與扶貧助學等前線救濟工作，但不希望他們深究社會問題及矛盾問題背後的成因，亦不希望透過知識分子傳達給學生相關的思考議題，免得威脅執政者的統治。但與此同時，中國政府又期望能通過民間團體的改革，在不改變黨的領導下，容許社會參與、解決社區問題與社會矛盾。
中國教會現況
2013年基督教全國兩會換屆，傅先偉及高峰連任「全國三自主席」及「全國基協會長」。傅、高兩人在5年前接任時，雖然推進了兩會領導層的年輕化步伐，但教會領導層更替，比起中國政府仍較落後。另一方面，現今內地教會仍然沿用1958年「聯合崇拜」後的舊體制，因為規劃的聚會點並不合理，導致大量沒有合法地位的教會出現。同時，政府也不希望民間組織跨地域聯繫，將之變成「屬地管理」的形式。
2010年，社科院統計基督徒有2305萬人，呈現四多結構（婦女多、老人多、文化程度低多，及農民多）仍未改變。報告又指出：教徒大多教齡淺，當中70%信徒是近10年信主的。中國教會增長速度比過往快，但我們應更多關心教導和培訓，傳達正確價值觀，包括信徒的義務與權利、社群與社區的角色等。部分家庭教會正回應這需要，定位為「社區的教會」，為的是服務社區、貢獻社區，使他們在社區的角色更加明顯。
在政府不容許成立家庭教會，卻容許慈善團體註冊的政策下，宗教團體和教會組織，可積極考慮向民政部直接登記為公益慈善及社區服務等類組織，以非政府組織名義進入社會，扎根於社區，實踐在社會的使命，回應社會的需要，省思信仰的召命。
最後借用狄更斯《雙城記》中的名句作結束，因它反映了中國現況的複雜處境。
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；
這是智慧的時代，也是愚蠢的時代；
這是信仰的時代，也是懷疑的時代；
這是光明的季節，也是黑暗的季節；
這是希望的春天，也是絕望的冬天；
我們甚麼都有，也甚麼都沒有；
我們全都會上天堂，也全都會下地獄。
（轉載自香港遠東廣播公司12月號通訊）
作者簡介
邢福增教授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，先後獲得文學士、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。1993至2004年曾任教於香港建道神學院。自2004年起，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「龐萬倫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教席」。目前，他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、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副會長，亦為下列研究中心的副主任：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、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。
邢福增教授的研究集中於當代中國政教關係、中國及香港基督教史及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。
